後出塞五首

翻译：

男子汉生在这个世上，就是要在壮年的候实现自己的报负。

应当征战边疆，怎么可以守着自己出生的地方呆一辈子呢？

国家招用我们的时候远赴蓟门，大军就要走了不可以因为自己而留下。

把家里的钱财全都散尽用来装备自己。

那样乡亲们会为我送行，亲戚朋友们把道路挤的满满的欢送我。

头发花白了才有了点自己的功业，醉了以后看到别人年青有为才感到羞愧。

想当年霍去病出征，却只能面带苦笑看着自己的武器。

清晨，我到东门营报到，傍晚，就开拔到了河阳桥上。

晚霞映照迎风招展的军旗，战马与萧萧朔风呼应嘶鸣。

一望无际的沙原排列着无数行军帐幕，行伍首领各自召集手下的士兵。

夜空中，高高悬挂朗朗明月，军令森严，整个营地寂然无声。

几声悲咽的茄声划破长空，从军壮士神情肃然，失去了往日骄纵之情。

借问统领军队的大将是谁？大概又是一个嫖姚校尉霍去病。

古代的将军重视守卫边疆，如今的边将却只重高官厚禄。

哪里料得到皇帝偏又好武，出征的军队绵亘不断，漫卷长空。

当今全国既已统一，就没有出师必要，这样却还要孤军深入。

使得战士们都是为了统治者的企图而拼命。

在穷荒之地拔剑练习作战，每天征收成群的战马。

将军发誓要开发极北的地方，对吾皇效忠心。

捷报不断传来，其实是虚报邀赏，因为是奚族与契丹本无寇警。

渔阳郡尚武，多豪士侠客，此豪侠之地，成天鼓乐轰隆。

渤海上船只鼓帆前进，那是装载来自东吴的粮食。

还有越罗与楚练，其光彩照耀得人身都发光。

主将的地位更崇高，气焰更嚣张，都不把朝廷放在眼里。

边疆之人不敢议论，有敢议论告发的死无葬身之地。

我本来出身良家，懂得许多门道，揣知主将有叛逆的可能，所以不敢跟从。

主将骄矜增加了我的忧虑，荣华富贵已不值得一说。

跃马横刀二十年，担心的是辜负了明主的恩情。

眼看幽州叛军长驱直入，洛阳即将沦陷。

于是半夜里抄小路逃回家，可是故乡已经变成了空村。

我幸亏没有背上叛逆的罪名，如今孤身一人，没有儿孙。

赏析：

《后出塞五首》组诗叙写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